大明新政，自江南而起。
赤榜贴遍劳役所、苦工营、城郊残垣之间：
“凡倭籍苦役者，若能揭发、协助清除反抗同胞，或有良好劳动表现者，可得‘赎籍券’。”
“得券者享半自由之身，可申请一次‘家属探望权’。”
许多人以为这是仁政，是转圜，是一线活路。
其实不然。
此策之意，非为宽恕。
乃是要借“自由”的诱饵，让他们彼此咬杀，互相揭露、羞辱、践踏，从此民族之骨化泥，意志之根断裂。
让每一个跪着换饭的狗，都再也不敢抬头。
“你不是怕死。”
“你是怕比别人晚活一天。”
这，才是最彻底的奴化。
福州第三石灰坑营里，高桥幸男抬头看着那块公告。
阳光下的红纸，刺眼得像血。
他今年四十三岁，原是神户港的搬运工。
肤色黝黑，背宽腰粗，是千百个倭国基层劳力中最普通的那一类。
但他，曾怀抱过荣耀的幻想。
三年前，当东瀛大军聚于本州、列岛军港船帆如林时，高桥站在人群中，听着军官在高台上喊出那句：“征华之日，在此而始！”
他眼睛都红了。
不是激动，而是贪婪。
“只要能踏上大陆，我就能过好日子。”
他在酒馆里对同伙说。
“你想想，我们在这鬼地方干一天只能赚八枚铜，而汉人呢？地大，女多，还懒——抓一队回来，干活，伺候，生孩子，样样都能干。”
“我们在那边就是主人了。”
他甚至想过：把春代接过去，做女主母；
自己当个码头管工，分几个汉人做仆役；
孩子送进新学堂，学大东文化；
最好还能住在杭州边上，听说那里湖美得像镜子，女的也都软得像水。
可他没想到，大明不是镜子。
是一台轰鸣而过的压路机。
战争开始不到一个月。
东京上空飞来了一排从未见过的战机，黑翼如云，烈火似雨。
炮火将皇居连同“昭和圣谕”一并炸为焦土，电台陷落，岛上四分五裂。
舰队全灭，电厂尽毁，铁路崩断，粮仓起火，司令投降。
“我……我还没上岸……”
“怎么……已经完了？”
高桥连仗都没打，就被一队大明军押着关进了船舱，连夜送往闽南。
途中他问军官：“你们用的是什么东西？神雷？火箭？为何我们根本撑不过去？”
军官看了他一眼，嘴角扯出一抹讥笑。
“你们以为我们还是以前的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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