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他那因为长期压抑和自我保护、几乎陷入停滞的思想，也像是被这春风拂过的冻土，表面那层硬壳开始松动，底下隐隐约约，有了点要复苏的苗头。
他可以安静地看一会儿书，可以自由地想一些事情，不用担心被人揪住辫子。
晚上躺在热炕上，可以毫无负担地闭上眼睛，一觉睡到天亮，不必再像在干校时那样，整夜竖着耳朵，生怕那粗暴的砸门声和呵斥声又在半夜响起。
这一切，都让苏文哲内心深处，充满了近乎奢侈的感激。这感激沉甸甸的，压在心口，有时候让他鼻子发酸。
他常常望着窗外。院子外，屯里的孩子们在追逐打闹，笑声清脆得像挂在屋檐下的冰溜子摔碎的声音。
他看着丁秋红在灶间忙碌的背影，看着校长婶子坐在院子里，就着阳光缝补衣服。看着这些最简单、最平凡的生活景象，他心里会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酸楚，有温暖，更多的是庆幸。
他觉得自己像个在暴风雪里走了太久、几乎冻僵、快要倒下的旅人，就在意识模糊的前一刻，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住，拉进了一个燃着熊熊炉火、飘着饭香的小屋。屋里的人，不问你是谁，从哪里来，犯了什么事，只是默默递给你一碗热水，一件暖和的衣裳，一个可以安心躺下的角落。
这种得救的感觉，刻骨铭心。
林墨虽然进山了，好些天没有音信，让人心里头总悬着，惦记着。可他留下的这份安宁，这份实实在在的庇护，却像一层看不见的、温暖的壳，严严实实地笼罩着苏文哲。而丁秋红和校长婶子，就是这层壳最坚实的守护者，她们把林墨那份情义，接过来，化在每一天的一粥一饭、一言一行里。
然而，这片被连绵大山紧紧环抱的宁静，也并非铜墙铁壁。大山能挡住寒风，能挡住野兽，却挡不住山外那更复杂、更无形的东西。外面的风风雨雨，总会想方设法，找到缝隙钻进来。
这天下午，日头偏西的时候，邮递员老陈来了。
老陈是公社邮局的，五十来岁，人黑瘦黑瘦的，骑着一辆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那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一路“嘎吱嘎吱”地颠簸着，进了屯子，直奔屯小学。
丁秋红正在教室里收拾孩子们写完的作业本，听到外头自行车响，抬头看见老陈在窗外挥手。
“小丁！有你的信！京城来的，挂号！”老陈嗓门挺大，从绿色帆布邮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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