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国胜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热水、热水顺着嗓子流下去，胃里那股空荡荡的疼慢慢压下去了，身体里有了一丝暖意，把搪瓷缸子轻轻放在地上，站起来，看着秦主任。
“同志，我想见负责人。”
钟国胜的声音不大，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平静，但秦主任听出了这句话里的分量。
这孩子从头到尾没有哭过，没有喊过，连吃东西都是安安静静的，但此刻他的眼神不再是广播室门口那潭死水了，那潭死水底下有东西在涌动。
秦主任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点了点头：“跟我来。”
秦主任没有说“你先休息”，也没有说“不急在这一时”，他知道这孩子已经等了三年了，一刻都不想再多等了。
钟国胜跟着秦主任穿过走廊，上了二楼，二楼走廊里站满了人，穿着不同制服的、夹着公文包的、拿着笔记本的，来来往往，脚步匆匆。
有人看见秦主任带着一个瘦得脱相的年轻人走过来，下意识往旁边让了一步，没有人问这是谁——看一眼他那身补丁叠补丁的衣服和那双凹陷的眼睛，所有人心里都有了答案。
临时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摆了几张桌子拼成的长条会议桌，墙上挂着一面红星轧钢厂的厂区平面图，桌上堆满了档案盒和文件。
方公安坐在靠门的位置，面前摊着那三份关键材料，冶金工业部调查组的老郭坐在窗边，手里夹着一支钢笔，市纪委来了两个人，坐在墙角，面前各放着一杯没怎么动过的茶水，厂纪委的负责人也在。
秦主任把钟国胜领到会议桌前，拉出一把椅子：“坐下说。”
钟国胜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他没有东张西望，也没有局促不安，只是平静地看着面前这些人。
方公安把面前的档案盒往旁边挪了挪，给钟国胜腾出一块干净的桌面，旁边的记录员翻开笔记本，拧开钢笔帽，等着。
“钟国胜同志，”
方公安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正式道：“抚恤金和工位的事，我们已经查实了，现在想请你再说一下你在九十五号大院的具体遭遇，越详细越好，你说，我们记，一个一个来。”
钟国胜点了点头，开始说。
钟国胜说得很慢，每一件事只说一遍，但每一件事都说得很清楚，不是诉苦的口气，也不是控诉的口气，就是平铺直叙——什么时候，在哪里，谁，做了什么。
钟国胜说到全院大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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