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减官减员同时进行？”李纲反应很快，立刻想到了。
神宗年间，针对吏员过多曾经进行过剪裁，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就是‘吏禄足则政事举，政事举则所收放散之利也必不少’为此他提出了‘吏士合一’的主张，实行免疫法，让商户出钱增加吏禄，另一方面同时实行仓法，即重罚贪赃枉法之吏。
后将此经验推广到京百司及地方机构，赃款百文即可问罪，十贯就刺配沙门岛，不仅如此，还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给予百贯重赏。只可惜，王安石的吏士合一的做法随着变法失败而半途而废，本来有所改观的吏治又恢复到了原来的腐败面貌，
“不错，吏员薪俸微薄，转职极难，若能从中选拔人才为官，也可使他们安心办事，还可减少开支，岂不是一举两得之事！”赵柽点头道。虽然宋代吏人有出职入仕的规定，可能获得一官半职的毕竟是少数，即便获此殊荣，起码也要熬上二三十年，所以这些人不得不另寻‘出路’。
“如今吏强官弱，陛下是想借此改变朝中和地方的格局，推动减冗之事，并换掉那些办事不利的官员，但是吏胥名声太恶，只怕做出有损官声的事情！”李纲点头又摇头道，这事情太大，这种启用吏胥的事情在太祖时期就从用过，曾言：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则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
“事在人为，开国之初，大宋上下政治清明，官吏皆能安心其事，便是由于注重整饬吏治，勤于督促，监司监察职能执行较好。庆历新政时期，加强监司对州县官的按察，为整饬吏治措施之一，使得‘老耆昏昧之人望风知惧，一时致仕者见多，州县吏治有所澄清’，一切还在有为者擅用国法。”赵柽言道。
赵柽也知不止是宋，史籍中便满是奸胥猾吏的记载，可客观的讲，不能只看到其百般行弊的一面，还应该注意到他们在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事实上宋代官员实行官、职、差遣分离的政策，造成官无久任、人无专责及政务不精的后果，他们大多不习法令，更鲜知旧例典故，薄书钱谷也非所长，均需依赖于对成案惯例的吏人。
但也有吏胥抓住官员不能久任的机会，并趁其不精政务而从中作弊，他们之间相互勾结，行奸滋事，给社会带来危害。即使是贤明之官，也难以防备，吏强官弱的现象仍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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