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包子皮薄馅大，哪家的面条劲道汤鲜，哪家的糖葫芦酸甜适中，哪家的桂花糕甜而不腻，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他每天下了课就拉着一帮人出去吃，回来的时候肚子圆滚滚的，嘴角还挂着渣。刘泓问他：“你不是说要好好读书吗？”周墨理直气壮：“读了啊！上午读书，下午吃饭，两不耽误。”刘泓说：“下午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吃饭？”周墨说：“我没说下午，我说的是下课之后。下课之后吃饭，跟读书不冲突。”刘泓懒得跟他争了。沈清有一次跟着周墨出去吃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扶着墙，说了一句：“我再也不跟周墨出去吃了。他吃得太多了，我看着都撑。”李元启也去过一次，回来的时候用四川话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刘泓没完全听懂，但大概意思是——周墨一个人吃了三个人的量，老板都看傻了。周墨在旁边嘿嘿笑：“能吃是福。我娘说的。”李元启又说了一句，刘泓翻译：“他说你这不是福，是祸。食堂的饭都快被你吃涨价了。”周墨不笑了。
刘泓坐在书院的石凳上，看着院子里来来往往的学生。南方人、北方人，穿绸缎的、穿粗布的，高声说话的、低声细语的，都在同一个院子里，走着同一条路，朝着同一个方向。没有人因为你是南方人就高看你一眼，也没有人因为你是北方人就低看你一眼。在这里，学问是唯一的标尺。他摸了摸胸口的玉佩，凉丝丝的，但心里热热的。
到书院的第三天，柳文轩来找刘泓。那天下午没课，刘泓坐在东厢房的书桌前整理笔记。沈清出去了，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摊开的笔记本上，照在他握笔的手上。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像猫。然后是敲门声，不重，两下。刘泓放下笔，说：“进来。”门推开了，柳文轩站在门口。他今天穿了一件月白色的长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没有拿书，也没有拿折扇，就那么站着，看着他。嘴角微微翘着。
“我就知道你会来。”柳文轩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高兴。那种高兴不是外露的、张扬的，是内敛的、含蓄的，藏在嘴角那一点点弧度里，藏在眼睛里那一层薄薄的光里。但刘泓看出来了，他跟柳文轩在府学同住了三年，看过他傲、看过他怒、看过他不服，但很少看他这样——单纯的、没有任何杂质的、见到朋友的开心。
刘泓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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