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点的事，左向东已经接上了话。
“资产清点，房产逐项登记造册，一砖一瓦都不能漏。”左向东的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立刻开始复业，原本的医护人员按照原本的薪酬留任。能干活的留下，不想干的发路费走人，不勉强。但留下来的，活儿得干。”
他顿了一下，目光扫了一圈在场的人。
“咱们不是来拆台的，是来搭台的。”
这话说完，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左向东没再往下说，靠在椅背上，脑子里转着另一个念头。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里做差不多的事——只不过换了个方式。
农村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城市是把权贵占着的医疗资源还给老百姓。
穿越之前，左向东对这些东西没有太深的感受。
他在印度做仿制药，在缅甸摘器官，那是另一套逻辑。
有钱你就治病，没钱你就等死。医院不是慈善堂，大夫不是活菩萨。
你要换肾，先交钱，不交钱就排着队等，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你交得起钱的那一天。
如果始终交不起，那就一直等，等到死。
那时候他觉得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嘛，你不创造价值，凭什么享受资源？
穿越之后，他在陕北看到了另一种东西。
白求恩是从加拿大来的，不远万里，不要钱，不要名，背着药箱在战场上钻来钻去。
给老百姓看病不收诊费，给伤员动手术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后来他死在中国，临死前写了一封信，说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我在这里非常快乐”。
左向东那时候不太理解。
后来慢慢理解了。
不是因为白求恩是圣人，而是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本身，就让人快乐。
你看着一个人从血泊里站起来，看着一个孩子退了烧不再抽筋，看着一个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农民第一次对自己笑了——那种感觉，比在印度做仿制药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值。
所以左向东穿越之后，一直在这个系统里待着，没想过离开。
不是因为忠诚，是因为值得。
延安时代，白求恩带他们去给老乡看病，有个老太太病了三年，躺在床上起不来，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
白求恩看完病，开了药，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的干粮口袋解下来，塞到老太太手里。
老太太攥着口袋，说不出话，眼泪一直流。
左向东在边上看着，心里头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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