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8月19日，莫斯科政变发生的同一天，西贡。
龙怀安面前的不是政变新闻，而是三份厚度惊人的档案册。
封面上印着绝密标识和代号：
《名单A：核心技术领域带头人》
共计 487人，涉及学科：核物理，航天，导弹，超级计算机，潜艇静音技术。
《名单B：未来潜力天才少年》
共计1243人，都是全苏奥林匹克竞赛金奖得主，少年科学院成员，特殊学校天才班成员。
《名单C：关键技术工匠与工程师》
共计5326人，全都是精密机床操作大师，火箭发动机焊接专家，核潜艇声呐调试员。
周海平说道：“这都是我们过去十年在中亚，远东，乌克兰设立的联合研究项目中，以合作名义接触并评估的科学家。”
“全都经过了科学奥林匹克计划的筛选。”
时间倒回1983年。
九黎教育部启动“丝绸之路青年科学交流计划”，表面上是文化项目，实则是人才早期识别系统。
九黎每年举行数学—物理奥林匹克夏令营。
每年邀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约200名中学生参加。
在阿拉木图或塔什干举办。
测试题由九黎科学院设计，表面是竞赛，实则是认知模式与创造潜力评估。
对表现出色的学生，提供“赴九黎短期交流奖学金”。
实际运作中，则是在进行重点观察：这些人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贫困者优先），对现状的不满程度，语言学习能力等。
并建立长期追踪档案。
每个参与学生建立独立档案，记录：学术成长轨迹，家庭变故（父母失业，患病等），政治倾向变化，人际关系网络等重要信息。
到91年，这个系统已运行八年，积累了超过5000名苏联青少年的详细档案。
其中1243人被标记为“高潜力，高可塑性，高招募成功率”。
……
90年12月，东柏林一家安全屋。
克格勃第五总局副局长瓦列里·彼得罗夫与九黎情报官会面。
他带来的不是情报，而是整个苏联尖端科技人才数据库的微缩胶片。
“你有什么条件？”九黎方面问。
“第一，政变发生时，帮我全家撤离。”
“第二，在九黎给我一个实验室主任的位置，预算不低于我在苏联时的水平。”
“第三，”彼得罗夫苦笑，“不要让我从事武器研究，我累了。”
“成交。”
这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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