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的礼部侍郎梁世杰。
自从礼部尚书李格非致仕，原本朝野上下都以为韩嘉彦会接任尚书，官居一品，结果在御史大夫公孙昭的严查不法下，相州韩氏大量罪案被翻出，以韩密孙为首的六十多名家族子弟获罪入狱，甚至涉及到了新科的四位进士。
李彦毫不徇私，免去了犯罪者进士资格，依照《燕律疏议》上的律法规定，加以审理，对于韩嘉彦与剩下的韩氏子弟引咎辞职，却未得通过，予以安抚，将他们外放各地委以重任。
如此恩威并施，赏罚分明，不单单是本来以为要族灭的韩氏子弟如蒙大赦，士大夫也无从辩驳。
毕竟公孙昭这位御史大夫太过专业，那些罪案查得都是铁证如山，比起刑部都要详细，凡事都要讲究公理道义，尤其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世道。
所以朝堂之上无人敢表示反对，也只剩下民间那些不甘于士人地位陡降的秀才们，说些酸话，编造些笔记。
李彦没有理会那些，开始准备修《宋史》。
每个朝代的史书，都是由下一朝编修，当然也会有乱世时期的编修情况，比如《旧唐书》就是五代十国时修撰，《新唐书》才是以欧阳修为主的宋朝文人修撰，《资治通鉴》则是司马光的著作。
于是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成为了史书的反面例子。
李彦肯定了它们文学价值的同时，也批判《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的纵私之行，致使记事多不实，《资治通鉴》不仅大量引用小说之言，司马光还巧妙地将痕迹抹去，使得真假难辨。
这种评价其实在宋朝就有了，连同时代的文人，都看不惯这种夹带私货的行径，但那些人也只能说一说，无法改变什么。
到了大燕，李彦命官员修《宋史》，就再度明确修史的态度，一定要将正史与野史严格区分，不可因自身喜好厌恶，引用笔记小说捕风捉影之言。
考虑到在战乱时期存在遗失，在很多时候确实需要借助民间的记录，但凡采纳此类言说，必须标明附录，令后世得以明辨。
对于喜欢写笔记，尤其擅长真真假假，借古讽今的文人来说，这无疑是极为难受的。
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随着第二届科举的落幕，不少士族发现，当考试内容变为更为实用的新学后，最得利的居然是蔡京的族亲。
当年第一届科举，蔡氏子弟几乎颗粒无收时，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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