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来的王律师翻着厚厚的《外商投资法》和《民法典》笔记。
他沉吟道：“难点在于‘耐心资本’要求长期、较低固定回报，但注重影响力和资产增值。我们需要在章程和协议里，创造性地设计一些‘文化保护绩效指标’与‘经济收益浮动挂钩’的条款，既满足他们的诉求，又避免其过度干预运营。
草案三天内出来，但需要和李市长那边保持实时沟通，随时调整。”
白板的另一侧，画着合资公司的股权架构图：“市属文旅平台（51%）+外资（30%）+村民合作社（19%）”。
看起来清晰，但每一条连接线都代表着一系列复杂的法律文件和权力博弈。
“51%的绝对控股是政治红线，必须确保。”
赵东来强调，“但这个51%的构成里，文旅平台占多少，政府引导基金占多少，未来是否引入市属其他国企或者其他投资者，需要明确。关键是这51%的表决权，在涉及核心文化事项时，能否设计成‘特别表决事项’，要求更高比例甚至外资方也同意才能通过？”
“这样会不会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
有人质疑。
“恰恰相反。”
王律师解释，“这既是给外资的定心丸，表示我们不会用控股权随意损害文化价值，也是给我们自己套上‘紧箍咒’，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短视决策。当然，边界要划得极其清晰，什么算‘核心文化事项’，必须用附件形式一一列举，不能留模糊空间。”
赵东来想起李默的叮嘱：“事在人为，而且必须为。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我明天带队，联合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组成‘驻村注册指导组’，就蹲在村里，现场办公，简化一切能简化的流程，特事特办。
另一路，请高校的教授和咱们政研室的同志，连夜起草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重点是产权界定清晰、利益分配透明、决策机制民主。我们要给村民看的，不是一个空壳，而是一个能真正代表他们利益、守护他们家园的‘法宝’。”
会议持续时间长，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疲惫，但眼神里都有火苗在烧。
赵东来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劳，李默将这个任务给他，也是给了他独当一面的机会。
在这些人中，还有发改委成员之一的夏新坤。
夏新坤原本是三科的主任，正因为李默的不认可，将他从三科调到了市发改委。
当然这一点也是他自己行为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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