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事关大明或者华夏国运的事儿，想招诸位商议一番。”
众人脸色一凝，袁可立恭声道：“请陛下示下！”
“今天拍卖会，海运遮洋船平均每艘十一万三千两，总计九千一百零二万两，十艘远洋大船均价一百四十六万两，十艘合计一千四百六十万两，
第三场的古玩拍卖，均价两千八百两，总计一百九十三万两，三场合计一亿零七百五十五万两。”
嘶……
众人倒吸了口凉气，他们也听说了现场很火爆，竞争很激烈，但没有想到竟然会如此高的价格。
但随即众人眉头皱了起来，心中更是疑惑满满，按理说这种收获皇帝应该很开心才是，怎么就关系到大明、乃至华夏国运的问题了？
看到众人的神色，崇祯沉声道：“朕刚刚在想，商人们如此的富有，为什么朕登基时大明即将倾覆，富商们不愿意捐银子帮助朝廷渡过难关呢？”
众人脸色再次猛地一变，不待众人细想，崇祯解释道：“因为历朝历代的朝廷对商人的打压，周朝对商人……所以说，不能怪商人们不认同，而是朝廷做的太过火了。”
半炷香的时间，崇祯将刚刚总结的历朝历代朝廷对商人的压制手段讲了一遍，众人脸色再次复杂了起来。
皇帝很清楚，但为什么又问这个问题呢？
袁可立出班了，沉声道：“陛下，历朝历代都对商人压制，除了农业是立国之基外，还有对权利的威胁，商人财富积累可能形成独立于官僚体系外的权力中心，
诸如战国吕不韦的政商集团，任秦相时食邑十万户，门客三千形成影子政府，通过奇货可居操控秦国继承权。
最后的结果就是始皇帝登基后颁布了‘上农除末’是政策！”
“陛下，除了袁阁老所说的权力威胁外，还有经济秩序层面的威胁！”
毕自严也出声了：“商利远高于农利导致‘弃农从商’，汉晁错《论贵粟疏》：商贾大者积贮倍息...亡农夫之苦；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代‘钱荒’时期，商人囤钱加剧流通危机。以及财政利益冲突，走私导致大量的税收流失。”
“陛下，臣以为还有礼法和制度层面的担忧！”
礼部尚书刘宗周也出声了：“一是儒家伦理挑战，商人‘不事生产而坐收厚利’违背‘重义轻利’的观念，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推崇商业，后世屡遭官方批判；
二是社会阶层颠覆，历朝历代商人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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