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和晋商票号家族纷纷将商业资本转投土地，晋徽两地的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
没了欧洲订单，一些工厂面临倒闭，地主的儿子将赚的钱输送回农村，买更多的土地，地主成大地主，诞生更多的失地农民。
老地主实力愈发强大的同时，又有新地主诞生，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你说的无锡荣氏家族购置土地3万余亩，南开大学拥有学田1.2万亩。
他们或占或买的土地，欲作何用？
种粮食无偿发放给饥民，行扶危济困之举？”
冼耀文呷了一口酒润了润嗓子，接着说道：“1929年，长江三角洲出现‘不在地主’现象，就是地主不在农村居住和耕种土地，而是居住在城镇，通过收取地租来获取收益。
江苏南通出现了‘公司化土地’，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附属垦牧公司大量兼并土地。
同年，广东‘二地主’阶层扩张，转租规模增长40%；浙江乡镇长中地主占比达72%，长中地主就是拥有土地50亩至200亩之间的地主；四川军阀防区制下新绅地主崛起。
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数据表明，佃农家庭粮食自给率仅61%，其余佃户需要借粮度荒。
接着就是抗战，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农民只求不生活在沦陷区，求活命。
以山城为例，抗战时期流行包工制，工厂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通过包工头间接管理，形成‘工厂、包工头、工人’的三层雇佣链，或者可以说是剥削链。
理论上，包工头从工厂领取总工资，层层截留，通常抽取30%-50%，山城兵工厂的案例更是达到了60%，剩下的才是工人的真正工资。
而工人想找工作，需要给包工头介绍费，通常为1至3个月的工资。
工人若是工伤，工厂会以非直接雇佣为由拒绝赔偿。”
冼耀文讥讽一笑，“这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包工头或是工厂主的亲信，或是帮派份子，背后站着国府的权贵。无论哪一种，工厂主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返点，即实现低用工成本。
包工制在抗战结束后式微，转而开始流行押金制，以上海为例，工人入职时需向工厂缴纳押金，通常为3个月工资，理论上离职时退还，但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工人能拿回押金。
1948年，上海法院的记录，凡是押金纠纷案，百分百工人败诉。
我从青帮人员那里获得的消息，1946年开始，有人专门放押金贷，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