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场300人的招待会，豪宅里满是各式茶点，同时还有室内管弦乐队的表演。
新加坡犹太人普遍对爱因斯坦夫妇十分敬畏并尊重，积极响应爱因斯坦的筹款请求。
冼耀文觉得老头子有一方面挺犹太人，尊重科学，也尊重科学家，见到有真本事的科学家，即使瘫痪也会站起来给对方敬杯酒。家族豢养了不少科学家，待遇和老头子自己看齐。
老头子对待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全部遗传给了他，他对科学家也是极为尊重，包括爱因斯坦，等爱因斯坦挂了，他会参与“大脑切片争夺战”，多争取几块爱因斯坦大脑的切片。
看过狗皮膏药，冼耀文接着往上走，一抬眼看见了圣诺犹太教堂，也看见了梅耶家族的豪宅，新加坡犹太人的圣地之一，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会议地点所在。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只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却是到处都是。早些年，沙逊家族在上海主导成立了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并创办了犹太复国主义报纸《以色列信使报》。
1920年7月，英国获得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权后，马纳塞·梅耶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遂建立了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他担任主席一职。
不管是上海的犹太复国主义协会，还是新加坡的，都是代表了巴格达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态度，而巴格达犹太人离开巴格达之后，绝大多数转移到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然后开枝散叶，前往香港、新加坡、上海英租界、英国。
无一例外，都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巴格达犹太人和英国的纠葛很深，一如沙逊家族，家族利益与英国国家利益深深捆绑在一起，他们是妥妥地亲英派。
1930年之前，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不断向犹太基金会捐款，以及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世俗学校和塔木德托拉学校。
1930年，英国对巴勒斯坦政策的逆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分歧，动摇了富裕的新加坡犹太人和英联邦其他亲英派上层犹太人的想法。
此外，1930年《帕斯菲尔德白皮书》的发表恰逢马纳塞·梅耶去世，这进一步削弱了协会内部的凝聚力，也动摇了犹太社区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承诺与发展。
1930年后，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如同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一般放慢了筹资步伐，对复国主义暧昧起来，渐渐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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