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两人坐下后，冼耀文对梅杰·威廉姆斯说道：“梅杰，你在上海出生？”
“我在红房子医院出生，在上海生活了十七年。”
冼耀文没听过上海有一家叫“红房子”的医院，想必是因为建筑特征或其他典故而被本地人挂在嘴上的别名，威廉姆斯这么说可能是出于习惯，也可能是刻意表现对上海的了解。
他不置可否地说道：“梅杰，你知道人民便利的‘人民’出处吗？”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你说得没错。”冼耀文颔了颔首表示肯定，“卢梭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
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
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人民便利的人民，没有卢梭定义的人民那样宽泛的含义，它特指消费者，我们的客户。
国家要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我们要把更多的权利留给客户，客户决定我们的生死，决定我们的发展方向。”
冼耀文伸出食指在耳廓前绕了两圈，“一间人民便利店，它不是冷冰冰的店铺，它是一个人，一个融入客户生活中的人，它有温度，它有耳朵，会倾听客户的烦恼与需求。
当然，它更应该有边界感，靠近客户，但不能靠得太近，永远，永远，永远不要越过‘朋友’这道红线。”
冼耀文看向罗亭恪，“亭恪，新加坡的杂货铺商业模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罗亭恪稍作思考，说道：“关系和互信。”
“那歇业的杂货铺最集中的原因是什么？”冼耀文继续问道。
“杂货铺做的是街坊生意，不仅提供免费送货服务，并允许赊账，有些乡村杂货铺甚至江湖救急，为村民提供贷款。
街坊们左手领到薪水，右手付屋租、孩子学费、伙食、日用品，往往入不敷出，遇到生病、红白事，手头就更紧。
街坊欠杂货铺的账从这个月挪到下个月，逐月累积，有一些街坊为了躲大耳窿半夜搬家，一笔账就坏了。
这样的坏账一多，杂货铺便无力继续经营。坏账是导致杂货铺歇业的最主要原因。”
冼耀文转脸看向威廉姆斯，“你在温洛维特工作多年，清楚折扣店的运作模式，也清楚供应商体系和付款方式。”
再看向罗亭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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