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的都是我的家人。”
听他这么说，琼并没有闹幺蛾子，冲大家挥了挥手，便坐到座位上。
冼耀文跟着上车，车队继续往前。
前面的黄包车上，陈长桐将头转回，腹内激雷阵阵。
一般人在台北找几辆小车是不容易，但他身为中银的经理，在金融和财政系统都罩得住，别人不容易的事，在他手里却不难，只是他对冼耀文抱着轻视的态度，不愿张嘴。
一个二十岁的后生娶一个四十出头的姨太太，怎么看怎么匪夷所思，自己的小姨子有什么值得迷恋？思来想去，也就是他这个姐夫值得人家惦记。
这不，来台湾了，来取惦记的东西。
他原本是这么想的，但现在看来，有必要改变想法。
他不认识刚才的那个美国军人，却知道对方美军顾问团的身份，也清楚顾问团背后所代表的深层含义。
在东洋治下的台湾虽然是被殖民者，在参政权等各方面是无法与东洋人平起平坐的次等公民，然而在硬件建设方面，则是现代国家等级的规模，即使许多权力被压抑，但对于现代国家及其台下公民的理解与想象，也绝对是走在时代的前端。
1920年代呼应着东洋大正民主的氛围，本省知识分子曾进行大规模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长达十多年，虽然最后在东洋军国主义的崛起下，终告失败，但也换取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规模可能有限，却是本省人重要的政治启蒙。
本省人不需要光复式的解救，而是期待将那被统治者压抑多时、旺盛的生命力，得到舒展和解放的机会。不幸的是，这样的期待换来完全背道而驰的结果，新来的统治者与东洋人并无不同，甚至更为差劲。
在心态上，曾替日方作战，深受东洋文化洗礼的本省人，在许多国人眼里，不久前还是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虽然官方极力淡化，但那巨大的文化鸿沟仍卡在两个不同族群之间。
更严重的是，文化差异的组成，还涉及进步和落后的价值差异，东洋治下的生活不论在物质或价值上，都远胜过彼岸，在主政者缺乏解决问题的自觉与诚意下，冲突在所难免。
战后陈仪政府的乱象，以接收之名，行贪污、揩油之实，变成了劫收。当时人在台湾，来自南京《大刚报》的记者唐贤龙，忍不住提出批判：“内容不好写出来，过不了。”
接收变劫收，反映着更根本的问题，战争带来的巨大扭曲，于战后同时考验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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