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百亩的，就能名正言顺地用祭田、学田等名义，规避所谓的有产税。
朝堂上很多官员，都能因此受益。
至于一千亩的限额，反而没有多少人在意，因为就算是大臣之家，很多人真正拥有的土地也不到千亩——
如果说大明百亩以上的地主，占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的话。
那么千亩以上的地主，最多只有人口的万分之一。
一千万户的大明，都不见得有一千户家庭拥有超过一千亩的田产。
除了宗室和勋贵，很少有家庭拥有这么多土地。
例如顾炎武出身吴郡顾氏，称得上江东望族。他的曾祖顾章志更是担任过南京兵部侍郎，到了他这一代还有余荫。
但是他家里的田产，如今不过是八百亩。如果单独分宗做祭田，能够轻松规避田产税。
可以说，这个政策，得到了群臣的一致拥护。拥有避税方法的他们，对有产税的抵制降低了很多，开始接受这个税种。
不过朱由检的心中，却是一声长叹，知道自己这次限田，可谓很不彻底。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都坚持了一千亩的限额，把普通人最多能够拥有的土地，锁死在了一千亩——
这样以后人们致富后，就无法一心买田产。他们多余的资金，必须转向工商业。
有产税的目标，也从之前的针对地主、转向针对资本。朱由检现在更看重资产税和遗产税这两个税种，打算用它们钳制即将兴起的资产阶级，避免这些人有了资本后，就会想着闹革命。
心中转着这些念头，朱由检又听到一些臣子请求，保留颜回、孟子等圣贤后裔的八十顷祭田。
他对此一一答应，并且让司农寺把超过一千亩的家族列出来，阐述他们拥有这么多土地的原因，并且司农寺和内府监一起派人收赋税——
这些人拥有的土地，以后都要缴纳十一税。会直接收入内库，上贡给他这个皇帝。
祭田、学田等公田也是如此，同样向他这个皇帝交贡赋。
朱由检打算用这个办法增加内库的收入，同时让司农寺对这些土地做限制——
毕竟这样的田地越多，司农寺损失的赋税就越多。必然有忠于职守的官员，限制这类田产。
同时，朱由检要求刘宗周制定完善的礼制，确保公田的收益大部分能用于公益事业，而非仅仅供一些人逃避赋税。
朝堂上的气氛，转向一派祥和，文官也在祭田的要求得到满足后，同意了勋贵提出的爵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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