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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大明的这种情况还不是很突然，但是实际上已经初见端倪了。
对于朱载坖的这个问题，叶向高自然是清楚其中的重要性的，他有些不太明白，自己不过一个七品都给事中，朱载坖怎么突然和自己讨论起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应该和阁部重臣商量的事情，所以叶向高是十分之谨慎的，生怕回答有问题，同时他也不敢过度去说大明。
所以叶向高就朱载坖所提出的问题说道：“陛下，汉武之失，在于高下不分也，《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而朝廷乏力，则使刺史做大也。”
叶向高认为刺史制度的最终失败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不符合儒家的尊卑观念，儒家思想强调，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刺史以小管大，自然与儒家传统的尊卑有序等级观念不相容。而刺史卑官而权重，必须出现监察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的事情。
第二点就是朝廷力量的削弱，当朝廷鼎盛之时，地方此事对朝廷管辖地方其起着良好的维护作用。而到王朝末年，朝廷削弱的同时，地方刺史迅速割据一方，又进一步瓦解中央政权的统治。这个问题在两汉表现的尤为明显。
两汉末年，朝廷政局动荡，皇帝多早夭，诸太后在选择继位人选往往贪孩童优先，多达11个皇帝为少年甚至幼年继位，朝中的军政大权被轮流掌控在宦官与外戚手中，朝堂上政争不断，今天宦官杀外戚，明天外戚杀宦官，实在是无暇顾及地方。而刺史由于是监察官员因而常驻地方治所，越权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的现象愈加严重。
再加上民变四起，朝廷无力镇压，而一郡所辖的地域过小，财力单薄，军事力量较弱，也无力镇压大规模农民起义。划分为州的监察区划很大，一州平均约辖有七八郡，有足够镇压一方叛乱的能力，但也有足以割据一方的人财地等物质基础。
刺史们在镇压黄巾之乱的过程中迅速崛起，掌握了军政实权，形成了事实上的藩镇。
对于叶向高的这个分析，朱载坖也是赞同的，不过朱载坖也看出来了，叶向高胆子还是太小，只敢说两汉之事，不敢继续延伸。
不过朱载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他现在只不过是个七品都给事中，让他说这些事情，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朱载坖于是对叶向高说道：“卿所言精当，只是胆量太小，不必讳言，阁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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