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喉咙口，顶得他浑身发抖。他想起了梦里的那个自己——站在大学讲台上，西装笔挺，受人尊敬。那本来是他的人生。他差一点就过上了。就差那么一点。
她凭什么？她凭什么说不嫁就不嫁了？她凭什么看不上他？她是上海姑娘了不起吗？他好歹是大学老师，吃商品粮的——他想到这里，脑子忽然卡了一下。他早就不是大学老师了。他调回乡下以后职称降了，工资降了，编制从高教系统转到了普教系统。他现在是小学老师。十里八村唯一一个从上海调回来的小学老师。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破了他心里最后那层遮羞布。他一掌拍在床沿上，脱口而出：“凭什么？我可是堂堂大学老师！”
声音在空荡荡的土坯房里转了一圈，又弹回来，砸在他自己耳朵里。屋子里很安静。房梁上掉下来一缕灰。月光照在墙角那摞没批完的作业本上，封面上印着“某县某乡中心小学”的字样。他张着嘴，保持着手拍床沿的姿势，忽然觉得那句话说得很可笑。很可笑。可笑到他嘴角抽了一下，又抽了一下。
然后他开始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隔壁宿舍的老刘敲墙骂他深更半夜发什么神经。他停不下来。原来他瞧不上的那个穷酸生活，已经是他这辈子能摸到的最高的天花板了。
而那个他以为配不上他的上海姑娘，嫁给了海军军官，住进了军区大院。她再也不用在漏雨的土坯房里睡觉，再也不用蹲在楼道里借灯看书，再也不用捡菜场不要的菜叶子，再也不用为了一块钱的学费跟邻居借钱。而他，连做梦回到那个亮着灯的教室，都是妄想。
笑完了，他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一抖一抖的。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
第二天一早，王贵跟学校请了三天病假。校长问他什么病，他没说。他骑了八里地的自行车回家，进门就钻进了里屋，把门从里面闩上。他媳妇在外面拍门，骂他发什么疯，他不理。
他翻出床底下那个旧箱子，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出来。大学毕业证书，已经发黄卷边了。上海某高校的工作证，照片上的他比现在年轻十岁，头发还是黑的。几张教案纸，上面是他当年写的板书提纲。还有那张被撕成两半又拼回去的安娜的照片。
他把这些东西在地上一字排开，盘腿坐在它们面前，像坐在一堆遗物面前。然后他拿起那个工作证，翻开，看着他年轻时的照片，一字一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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