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奶、换尿布、哄孩子，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腰疼得直不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可最让她难受的不是身体的累，而是这屋子里头那种渗进骨头缝里的冷——不是天气的冷，是人心的冷。
床头柜上放着一包面包，塑料袋没扎紧，敞着口，面包已经有点干了。那是婆婆李大娘昨天早上放在这里的，说是“饿了可以吃”。一包面包，就是她一天的伙食。至于月子餐？李大娘说了，“我年轻时候生完孩子就下地干活了，哪有什么月子餐，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娇气。”
小陈看着那包面包，眼泪无声无息地滑下来，淌过脸颊，滴在枕头上。她赶紧用手背擦了擦，怕被人看见。在这个家里，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她想起了生孩子那天的事，想起来心里就一阵一阵地发紧。
那天她是凌晨发动的，疼得浑身冒冷汗，小腹像被人用钝刀子一刀一刀地割。她打电话给在外地打工的丈夫，电话那头，丈夫急得团团转，说要马上买票回来。可婆婆李大娘一把抢过电话，对着话筒说：“回来干什么？浪费车费钱！家里有我呢，你放心，我能照顾她。”
然后李大娘挂了电话，把小陈扶上三轮车，拉到了镇上的卫生院。
产房外面的走廊里，李大娘坐在长椅上，翘着二郎腿，跟旁边一个等着做产检的妇女嘻嘻哈哈地聊天。聊东家长西家短，聊菜市场的猪肉又涨价了，聊谁家的媳妇不孝顺婆婆，聊得眉飞色舞，笑声在走廊里回荡，一点儿也不像个等着儿媳妇生孩子的婆婆。
小陈在产房里疼了六个小时，嗓子都喊哑了。助产士进来出去好几趟，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后来小陈才知道，婆婆揣着红包，一直没有给助产士。按照当地的规矩，家属要给助产士塞个红包，人家才会尽心尽力。可李大娘舍不得那两百块钱，揣在口袋里，揣得紧紧的，像揣着个宝贝。
助产士的态度越来越冷，说话也阴阳怪气的。小陈一个人躺在产床上，没人管没人问，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她咬着牙，攥着床单，指甲都掐进了肉里，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
孩子落地的那一刻，她听见了一声响亮的啼哭，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她醒过来，已经躺在病房里了。身边躺着孩子，婆婆不在，说是“出去买点东西”。三个小时后才回来，手里拎着一袋油条，笑嘻嘻地说：“饿了吧？吃点东西。”
小陈看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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