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某些历史复杂、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留美归国的陈经纬等人，过分信任，委以重任，甚至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有过为其开脱、保护的倾向。这与D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精神不符，是严重的政治原则问题。”
王建国的心跳加速了。
来了，果然还是扯到了这里。
他深吸一口气，字句清晰地回答：
“关于陈经纬等同志的使用，我是从工作出发，从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技术贡献出发。陈经纬同志海外学成归来，投身建设，其专业能力在蛋白胨等项目攻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对于他的历史情况，组织上已有结论，是在使用中继续考察。我在工作中，既发挥其专长，也注意对其加强思想教育。我认为这符合D对爱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关心，工作上信任，生活上照顾’的政策，不存在‘界限不清’的问题。至于‘肃反’期间，我坚持重现实表现，是出于稳定技术队伍、保证重点项目推进的考虑，并且当时向组织做过详细汇报，也得到了‘在工作中继续考察’的指示。我认为我的做法是负责任的。”
李副部长和赵处长交换了一个眼神。
李副部长开口了，声音低沉：
“建国同志，你不要激动。组织上是在向你核实情况，你有解释的权利。但你要正确对待群众的监督。”
王建国点点头：“我明白。请组织继续问。”
赵处长拿起最后一份材料，顿了顿，似乎这个问题最为沉重：“第四，也是最严重的一点。举报信反映，你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私下对D的某些重大方针政策，发表过怀疑和消极的议论。例如，对‘全面学习毛熊先进经验’这一方针，你有过‘有些具体技术路线是否完全适合我国国情，可以讨论’之类的言论。信中还说，你对当前一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提法，流露出同情和不理解的情绪。建国同志，这些都是涉及重大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你必须向组织坦白交代清楚！”
如同一声惊雷在王建国头顶炸响。
他的脸色瞬间白了，后背渗出冷汗。
前面几条，虽然险恶，但毕竟是工作作风和用人问题，他尚可依据事实辩驳。
可这最后一条，直接扣上了“对D的方针政策有怀疑”、“同情右倾言论”的政治帽子！
在1957年春夏的这种政治气候下，这顶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人，无论他过去有多少功劳。
巨大的震惊和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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