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官场上向来有“大事小会，小事大会”的惯例。
事情越大，开会的规模就越小，往往三言两语之间就能定下个基调。
事情越小，反而越有可能兴师动众地开会商讨，很可能吵上一整天都吵不出个屁来。
就像是否开放海禁这种事情，就属于是典型的“大事小会”，到底开不开海禁，开到哪种程度，其实早在大朝会以前就已经提前商量出结果，所谓的大朝会廷议，倒更像是李善长站出来发个通知，走一场能够让史书备案的流程。
那么问题来了。
按照大明朝堂现在的格局，真正能够讨论是否开海以及开海规模的，其实就只有那么几个人。
皇后娘娘。
上位。
太子殿下。
杨癫疯。
韩国公。
诚意侯。
魏国公。
鄂国公。
其他的国公、国侯以及那些正二品、正三品的尚书、监正、寺卿、院正，在朝堂上的地位只能决定他们是否有提出开海建议的资格，但是想要讨论是否开海，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混迹官场多年，又是身为户部尚书兼国库尚书兼税务总司正卿的杨思义，他会在明知上位和韩国公他们已经决定开海的前提下一直反对？
还有韩国公，身为大明朝的开国丞相，如今的内阁首辅大臣，在朝堂上的江湖地位可以说是两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犯得着去跟杨思义较劲？
就算他要跟杨思义较劲，又何必拿“路引是上位禁锢百姓的手段”这个谣言来说事儿？
所以，韩国公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实的意图还是在“路引是上位禁锢百姓的手段”这个谣言上面。
而在这则谣言当中，“路引”是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大行其道的东西，两千年来都一直在沿用。
唯有“上位禁锢百姓手段”是新搞出来的谣传。
正当一众官老爷们胡乱琢磨时，李善长却是哈地笑了一声，又冷冷地扫视了大殿里的官老爷们一眼。
“你们谁能告诉老夫，咱们《大明律》是怎么规定路引的？”
从至正二十四年，朱皇帝刚刚即吴王位的时候，李善长就是右相国，等到大明正式建国，朱皇帝正式登基称帝，李善长也就成了正儿八经的左丞相。
十多年的丞相，哪怕是现在已经没剩几根头发，身上的威势也足以压得大部分官老爷抬不起头。
“如果老夫没有记错的话，修改户籍之前的《大明律》应该是规定：军民出本境地界百里外不给路引者，军则以逃军之初犯、再犯、三犯论，民则以私度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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