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要赶上美国商船，晚了扣运费！”
更让她惊讶的是，在汉口转车时，她遇见了当年永昌厂的工友陈永年——如今他是“全国纺织工会”的副**，正要去广州与南洋归国的华商谈判。
“秀英姐！”陈永年又惊又喜，“你这是……”
“回上海。”李秀英看着他手里的皮包，“你这是公务？”
“可不是。”陈永年擦了擦汗，“南洋几家华商想把厂子迁回来，可对《劳动法》有顾虑。工会派我去谈，既要维护工人权益，也要让人家愿意回来投资。”他顿了顿，笑道：“要是没有火车，这差事得跑断腿。如今三天就到广州。”
分别时，陈永年忽然说：“秀英姐，听说厂里要引进美国的新式织机，可能……可能要裁一批老工人。”
李秀英愣了愣，随即释然：“当年咱们砸机器，是怕机器抢了饭碗。如今明白了，机器是工具，关键看怎么用。我学了新机器的操作，应该……应该能留下吧？”
她其实不确定。但她知道，就像这铁路一样，时代轰隆隆向前，不会为任何人停留。能做的，只有努力跟上车的速度。
年底的总结朝会上，户部报上一组数字：全国铁路货运量已达八千万吨，商品流通成本平均降低五成；人口跨省流动较十年前增十倍；军队机动能力提升，边疆驻防轮换周期从一年缩短为三月。
兵部尚书补充：“新疆驻军往年粮饷运输，损耗四成。如今铁路通至兰州，改用火车转运，损耗不到一成。同样的钱，能多养三万兵。”
杨振华听罢，沉默良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这铁路，修值了。”
窗外又传来火车汽笛声。北平火车站每刻钟就有一趟列车发出，南来北往，东奔西走。铁轨像血管一样延伸在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国度肌体里，输送着物资、人员、信息，也输送着变革的阵痛与希望。
李秀英回到上海的那个傍晚，永昌厂刚刚装上新到的美国织机。她站在崭新的机器前，没有恐惧，只有好奇——这铁家伙，又能织出怎样的布匹呢？
远处，又一列货车鸣笛驶过，震动从脚底传来，稳稳的，沉沉的，像是这个国家前进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