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法》刚颁布那年冬天，上海闸北的纺织女工李秀英，却顾不上河水清不清——她每天在织布机前站十二个时辰，下工时腿肿得跟馒头似的，工钱还比去年少了三成。
那是共和七十六年腊月的事。李秀英在“永昌纺织厂”干了八年，丈夫前年在码头搬货摔断了腰，如今瘫在床上。家里两个娃娃，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全指望她每月三两银子的工钱过活。
可从上月起，钱老板发了新章程：工时从十个时辰延长到十二个，工钱却按件计——织机转速调快了，同样的活，工钱少了三成。工头挨个通知：“爱干干，不干滚。如今乡下逃荒来的，想进厂的多得是！”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李秀英揣着刚发的二两银子回家——本该是三两，又被扣了“机器损耗费”。推开棚屋门，一股药味扑鼻。丈夫在床上咳嗽，小儿子蜷在墙角发抖。
“娘，饿。”大女儿小声说。
锅里只有半碗糙米粥。李秀英咬着牙煮了，先喂丈夫，再分给孩子，自己舔了舔锅底。窗外飘来隔壁肉铺的香味，她忽然就哭了——八年，没日没夜地干，怎么就过成了这样？
同一条巷子里，住着三十多户永昌厂的工人。那晚，不知谁起的头，大家聚在巷口诉苦。机修工陈永年，读过两年私塾，算账清楚：“咱们一台织机，一天能出二十匹布，一匹布卖一两银子。一个工人一年给老板赚的，少说五百两，可咱们到手才四十两！这公平吗？”
有人叹气：“不公平能咋办？咱们是打工的，还能跟老板讲价？”
陈永年压低声音：“我在码头听广东来的水手说，泰西的工人有‘工会’，大家抱成团跟老板谈。谈不拢就‘罢工’，机器一停，老板比谁都急。”
“罢工？”工人们面面相觑。这可是要丢饭碗的。
腊月二十六，永昌厂出了件事。十六岁的学徒王小虎，连续干了十八个时辰，累晕在机器旁，右手卷进齿轮，三根手指断了。钱老板派人抬到厂门口，扔下二两银子：“自己找郎中，明天别来了。”
李秀英看着血淋淋的小虎，想起瘫着的丈夫。她突然站起来，声音发抖：“咱们……咱们不能这么下去了。”
陈永年连夜联络了闸北六家纺织厂。工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共和七十七年正月初八，开工第一天，永昌厂三千工人没一个进车间。大家聚在厂门口，举着纸牌子：“要活命，不加薪不开工！”
钱老板起初不信邪，从乡下招了批难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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