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至元十七年夏，大元州县贪腐全域溃烂，上自行省封疆大吏，下至乡里胥吏衙役，层层盘剥、日日渔利，将天下万民膏血尽敛私囊。而这般吏治崩坏、民不聊生的乱象，除却朝堂奢靡、官吏贪婪之弊，更有王朝立国根本之恶制，深埋百年祸根，令天下隔阂日深、华夷离心、积怨彻骨，便是大元独有的四等人阶级制度。
自忽必烈立国、定鼎中原以来，蒙元朝廷不以贤愚定官、善恶定罪、万民平等为纲，反以族类分尊卑、出身定贵贱、血脉定荣辱，将天下苍生强行划为四等层级，森严壁垒、不可逾越，一朝立制、代代固化、深入人心、积恨万世。
第一等，蒙古人，乃大元国族、黄金家族同族，为天下至尊、王朝根基。
第二等，色目人，西域诸部、回回、波斯、阿拉伯、西夏遗民，归附最早、助元立国，为朝廷肱骨、理财重臣。
第三等，汉人，北方中原汉地、辽金旧土百姓、北方士族军民，归附次之。
第四等，南人，南宋故地、江南千里新附万民，最晚归降、最受轻贱、地位最卑、待遇最苦。
此制不载明文律法，却行于朝野、贯于官制、融于司法、刻于人心，是大元无人敢破、无人能改、无处不在的潜规则，也是蒙汉隔阂、南北对立、天下离心的万恶之源。
此前南北战乱未平、四海未一、战火连绵，百姓流离生死尚且无暇，故而阶级之弊隐而不发、积怨暗藏。直至崖山灭宋、天下归一，战乱终结、民生归耕，万民本盼新朝一体同仁、雨露均沾，谁料一统之后，等级愈严、尊卑愈明、压迫愈重、隔阂愈深。
天下太平之日，便是阶级苦刑落地之时。
这日大都大明殿早朝，朝堂论及天下吏治参差、新附民心未定之事，忽必烈坐于九重御座，问询百官安民之策。
色目权臣阿合马率先出班，躬身奏对，言辞犀利、固守族群私弊，句句偏袒蒙色两等、打压汉南百姓：
“陛下！天下万民品类不同、归附先后有别、心性良莠不齐，断不可一体相待！
蒙古宗室，开国之本、血战定疆、世代守国，当享至尊荣宠、掌生杀大权、居朝堂高位；
色目诸部，辅政数十年、理财安邦、随军征战、忠心不二，当居次等、执掌中枢财权、位列朝堂要职；
北方汉人，归附已久、习性近蒙、可堪驱使、可为吏役、供朝廷驱策；
唯独江南南人，乃宋室余民、文弱迂腐、心性诡诈、久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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